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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勞教制度的終結
　　撰稿/夏佑至
　　2013年的最後幾天里，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，宣佈廢止勞教制度，所有正被勞教的人員，解除勞教，剩餘期限不再執行。這距離2013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宣佈暫停勞教制度，已過去近一年時間。在此期間，對勞教制度何時廢除，如何廢除，勞教制度是否會變相存在，甚至是否真的會被廢除，各界猜測不斷。直到12月，各地紛紛關閉勞教機構，釋放在教人員，疑慮才逐漸消散。
　　這是大多數人樂見的結果。中國政府履行了政治承諾，廢止勞教制度，牽涉到幾十萬在教人員的命運，絕非枝節小事。對此，我們除了持歡迎、肯定和贊賞的態度，也有必要回顧、梳理勞教制度的歷史，回溯近年來中國社會關於勞教制度的爭議，特別是那些產生了很大社會影響的案例，以及各種社會力量為限制乃至廢止勞教制度所作的努力。我們有必要弄清勞教制度之所以發生並長期存在的原因，以及勞教制度在現實中的運行邏輯，才能真正理解，為什麼今天要廢止勞教制度，以及為什麼今天能夠廢止勞教制度。
　　1957年，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《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》，啟動勞教制度，1979年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批准《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》，繼續保留這一制度，此後數次出台各類規定，擴大其適用範圍。不管何時，勞教制度的要旨，在於不經司法程序，由警察機關主導做出決定，限制當事人的人身自由乃至強制勞動。由於定性寬泛模糊，早期的勞教有很強的政治性，一年內就勞教近百萬人次，後來更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，各地大辦勞教，甚至連公社和生產隊也可以辦勞教場所，由於沒有時間限制，最長勞教時間達20多年。1979年規定的勞教時限從1年到3年不等，甚至可以延長至4年。重覆勞教的案例比比皆是。
　　1990年代以來，中國的成文法律體系日漸完善，勞教制度也因此成為爭議焦點。就其出發點而言，勞教制度與執政黨建設法治國家的承諾嚴重不符；就實施方式而言，勞教制度與中國現行法律體系中的《刑法》、《行政處罰法》、《行政強製法》、《立法法》乃至《憲法》，存在嚴重衝突。在實際運作中，前者架空後者，是屢見不鮮的現象。法律界多年通過體制渠道，呼籲廢止或修改勞教制度，但到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，這類呼聲還極少得到正面回應。
　　也正是在這10年裡，勞教制度逐漸進入社會輿論的核心地帶。各地政府對公民實施勞教的理由不一，涵蓋範圍寬泛，警察機關有巨大的裁量自由，導致濫權現象普遍存在。這違背了權力制衡的政治學原理，不符合公開、透明和程序優先的現代法治精神。在公法領域，權力制衡與程序優先，是這些年來中國輿論念茲在茲的兩大取向。
　　近年來，勞教制度愈發畸形發展，進一步成為各地政府壓制社會異議的工具，成為製造和激化社會矛盾的重要誘因。特別是地方政府在信訪排名考核的壓力下，利用勞教制度壓制民眾上訪行為，勞教訪民的現象屢見不鮮，爆發一些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的案件，如江蘇常州以在北京期間乘坐公交車沒有買票為由，將三名訪民勞教一年，湖南永州以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為由，將訪民唐慧勞教一年半，等等。
　　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薄熙來去職被訴之後，重慶當地陸續有勞教案件進入覆議和訴訟階段，其中披露的案情表明，勞教制度曾被一些地方系統化地用於壓制、打擊和懲罰反對意見乃至不同看法。所謂“方竹筍案”、“彭洪案”、“謝蘇明案”和“任建宇案”，以及這些案件當事人在申訴過程中的遭遇，普遍地反映出勞教制度的極度扭曲，並且在事實上製造了廣泛的“寒蟬效應”。這使得社會失去了糾正矯治不正當現象的可能性。
　　此後，廢止勞教制度的呼聲漸高。法律界不再限於從法理上闡釋廢止勞教乃應然之事。通過一個個具體的訴訟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，廢止勞教制度乃勢所當然，不得不為之事。
（編輯：SN054）